每日读 | 辗转六国采访，他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安乐死”的瞬间

“安乐死”，对讲究“寿终正寝”的中国人而言，似乎是一个陌生且难以接受的概念。而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安乐死”已经成了体面结束自己生命的备选方案之一。

精通多国语言、足迹遍布欧美与东亚的日本记者宫下洋一，长期跨国跟踪、采访、研究这一现象，并撰写了《安乐死现场》一书。

《安乐死现场》作者宫下洋一

上海译文出版社现已推出《安乐死现场》中译本。今天，我们一起阅读宫下洋一就“安乐死”这一话题撰写的媒体专栏文章，通过这则短文快速地了解这个引人深思的社会现象。

安楽死を遂げるまで

《安乐死现场》（译文纪实）

[日]宫下洋一 著

木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见证“安乐死”的瞬间》

撰文：宫下洋一
翻译：廖雯雯
本文原载于 現代ビジネス 2017年12月17日（原文网址：https://gendai.ismedia.jp/articles/-/53943），转载已获授权

如今，尽管接受我采访的患者已经逝去，他们的声音依然保留在录音笔里。从2015年11月开始，我花了两年时间，收集与“安乐死”相关的新闻素材。瑞士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允许外国人接受安乐死的国家，我曾在瑞士安乐死团体的协助下，采访部分翌日便将启程“踏上旅途”的患者。

“明天，我已不在这个世界。后会无期。永别了。”

留下这样的话，翌日清晨，患者们踏上了旅途。那种安详的神情，诉说的并非对死亡的恐惧，而是“终于能够离开”的释怀。

1无法否定的安乐死

原本，我对安乐死是持有疑虑的。我认为，无论当事人的理由多么充分，恐怕也不该让身为局外人的医生简单决定自己的生死。

然而，接触到那些余生无几的患者，并进一步与他们的家属沟通，我渐渐无法对安乐死予以片面的否定。因为，大家其实都很尊重、理解“死亡”。

另一方面，我发现所有主动选择安乐死的人，都存在某些共通点。

首先是他们与家人关系的淡薄程度。下面摘录的话，来自几位外国患者的临终证言。在她们的国家，安乐死是被禁止的选项，为此，她们不惜千里迢迢赶赴瑞士。

“如果我有孩子，或许我会选择不一样的结束方式。”（罹患皮肤癌、享年八十一岁的英国女性）

“这个决定是我个人的事。死的时候我不想让孩子们看到。”（罹患胰脏癌、享年六十八岁的瑞典女性）

因身体局部瘫痪，二十二年来不得不卧病在床的德国女性（54岁），瞒着前夫与孩子们选择了安乐死。临死之际，她与恋人孤独地置身瑞士的酒店，不无落寞地说：“不希望让母亲与儿子继续照顾身有残疾的我。”

何谓家人的牵绊？假如患者与自己的家人拥有足够紧密的联系，是否就不会主动选择死亡呢？有时，我也会这样想。

此外，在荷兰、比利时、美国等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安乐死意向者也具备其他某些共通点。比如，一位反对安乐死的美国医生曾说：“渴望迎来安乐死的患者通常满足四个W，即White（白种人）、Well-educated（高学历）、Wealthy（富裕阶层）、Worried（焦虑度高）。”

对于第一个“白种人”的判断，我不置可否，不过关于另外三个W，我确实深有体会。在瑞士采访到的安乐死意向者中，高学历人士占比很高。至于经济状况，坦白说，要远渡瑞士、接受医生的心理辅导、为安乐死做好一切准备，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是办不到的。

接下来，医生反问我：“你认为，为何发达国家的人能够寻求安乐死，发展中国家的人却不能？”

我思索片刻，也许在发展中国家，内心容易感到焦虑的人相对较少，因为他们与地域、家人的联系更加紧密。

通过采访欧美国家的安乐死案例，我觉得安乐死本身并非“坏事”。在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一个人即便处于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他的“个人权利”也会得到社会的尊重。这大约与宗教、历史，以及能将这种本人所认同的死亡方式与家人共享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2“自主决定”与“麻烦”

之后，随着在日本取材的推进，我的内心再次发生了动摇。自从剧作家桥田寿贺子发表“安乐死宣言”以来，以NHK、各大杂志等为首的媒体均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就结论而言，很难想象日本人能够理解有的人会主动选择安乐死。毕竟，这个国家不存在所谓的“个人权利”的概念。

在日本，当然也发生过几宗被视为“安乐死事件”的案例，然而无论哪一宗，其本质都是患者处于临终期（即患者陷入昏厥、静待死亡的状态），完全丧失自我意识，由医生独断采取的医疗措施。我无法肯定，这种方式适合被称作“安乐死”。

究竟是否存在以“本人意志”为由，祈求安乐死的日本人呢？我想，大约日本人不太擅长站在个人意志的层面，主动安排自己“最后的日子”。在日本取材时，我结识了一位希望安乐死的30多岁女性，她的话令我印象深刻。

她说：“因为不想给周围人添麻烦……（希望安乐死）”

她本人曾在对我的工作颇有关照的瑞士安乐死团体处登记备案。不过，登记并不意味着死亡的迫近。她之所以寻死，是因为罹患了精神疾病（在比利时等国家，精神疾病可被视作安乐死的必要条件）。

由于过分在意周围人的眼光，她告诉我，自己有轻生的念头。这话足以证明，左右日本人生死观的要素并非“个体”，而是“集体”。说起来，桥田寿贺子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示，“倘若想在临死之际不给任何人添麻烦，那就只能选择安乐死”。

在日本社会忙着讨论安乐死的时候，“麻烦”作为一个关键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然而，这与欧美历史上，那种自主决定死亡（即由个体亲自决定死期）的安乐死讨论大相径庭。

当然，我个人并不反对上述一类日本人的生死观。我在欧美国家生活了二十三年，感觉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中存在着某种联结与温度。也就是说，我认为死亡不是针对某一单独个体而发生的事件，它与我们的家人、朋友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禁不住在心里想着，是周围人的支持，鼓励我们活下去。只要这样的人际关系能够维持，这个国家就不需要安乐死。

今后，假如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寻求安乐死，或许便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日渐淡薄了吧。

安楽死を遂げるまで

《安乐死现场》（译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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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宫下洋一 著

木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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